从经济文化角度透析“日本制造”造假的“必然性”

在神钢造假事件发生前,日本制造业就已频繁发生丑闻:此前三菱汽车、铃木汽车、高田气囊、神户牛肉先后爆出不同程度的丑闻。联系到此前几年索尼、松下的巨额亏损,曾经以长于细节、追求精益而享誉世界的“日本制造”从神坛跌落,出现问题的企业涵盖了冶金、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食品等多个不同领域。



在制造业频繁暴露出问题的同时,日本在近些年处在资本风口的智能手机、IT互联网领域,也失去了曾经的光华。在进入3G智能手机时代以后,日本国内手机市场就为iPhone这样的美国产品所征服,而昔日以数码、电子产品见长的索尼、夏普等品牌,却没有诞生出像中国的小米、华为这样的可以和外资品牌相竞争的本土智能手机巨头,只能退居二三线市场。

在互联网领域,日本本土没有诞生像中国市场类似于的BAT、新浪、搜狐、网易、今日头条这样的本土互联网巨头,而为Google、Facebook、雅虎等美国公司所垄断。而与之矛盾的是日本在零部件和制造业专利上,却依然保有相当雄厚的技术实力。日本企业虽然在智能手机、电视等领域被挤出了一线市场,但在液晶屏幕、摄像头、半导体等零部件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夏普和JDI的屏幕、索尼的摄像头、村田制作所生产的电容,不仅为iPhone,也为三星、小米、华为等世界主流智能手机所广泛采用。

为何会产生这种矛盾的现象?笔者想从经济和文化视角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于日本企业为何近些年在直接面向消费者领域的智能手机、智能电视、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反应迟钝、缺乏竞争力。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这些解释可以归结为三类:

1.“日圆升值说”: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造成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经济的长期停滞造成了日本制造业的衰落。对此,笔者认为广场协议确实是造成日本经济破灭的主要诱因,但不足以解释日本在制造业领域出现的所有问题,更无法解释日本企业为何在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反应迟钝。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并非在所有的制造业领域都出现了危机,举例来说:日本在家用游戏机、游戏软件、零部件等诸多领域,依然保有强大的竞争力。



索尼的PlayStation、PlayStation2、任天堂的Wii、GameBoy、NDS游戏机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家用游戏机市场都取得了成功。而索尼、夏普等日本企业虽然在智能手机、电视等领域被挤出了主流市场,但在与之相关的零部件领域却依然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竞争力。而在广场协议中,德国马克也进行了升值,但德国制造业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样是新兴市场,何以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业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智能手机、电视市场丢盔弃甲,却没有影响日本企业在家用游戏机、手机和电视零部件领域的强大竞争力?因此“日圆升值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2.“人口老龄化说”:这一说法聚焦在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上,认为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其企业创新能力出现衰退。应该说日本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但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美国在“婴儿潮”一代老去后,也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诞生了Google、Facebook、特斯拉这样的新兴巨头。何以美国人口老龄化其创新能力就没有衰退,日本人口老龄化创新能力就大幅萎缩呢?可见人口老龄化也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

3.“岛国思维说”:这一解释从形而上的思想角度入手,认为日本企业管理保守、僵化,限制了企业和员工的创新能力。笔者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表象,但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日本的所谓“岛国思维”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明治维新前就有了何以日本以前也有“岛国思维”,却仍然诞生了松下、索尼、NEC、夏普等曾经以创新而称雄于世界龙头企业,从而跃居为世界经济强国;现在就因为“岛国思维”僵化到反应迟钝不思进取,以至于在竞争和成本压力下要靠造假去维持经营呢?



对此,笔者认为必须要从经济、历史和文化角度才能解释这一问题。

在东亚诸国中,中日韩均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但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上,却各有不同。从历史上看,日本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到以“关白”(宰相)之名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再到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虽然在日本,建立幕府的“征夷大将军”是日本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但从统治结构和形式上看,实际上是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分封诸侯的统治模式。日本各个地区的藩主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幕府实际上是通过军队和武力保持对各地藩主的震慑力,由藩主对本地进行间接统治,形成一个网格状的金字塔结构。



在中国,西周的分封制、井田制之所以能够施行,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工具不行。周武王灭商以后,周天子无法直接统治和控制广大的土地,因此必须分封诸侯,由诸侯代表天子在所在封地进行统治。此后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生产领域铁器的普及、生产力发展,秦国在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后,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在行政上实行“废分封,行县制”的中央集权式管理,废除贵族分封世袭的中央集权制管理。在秦灭六国以后,中国比较早地进入了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制度。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央政府如果掌握着关中平原这样的土地广袤、肥沃的平原地区,就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并且通过修筑运河、道路保持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和管辖能力。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在历史上极少形成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的地理条件限制。



日本的国土由本州岛、九州、四国、北海道四个岛屿组成,且地形地貌以山地为主,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5%。在农业文明时代,其平原的经济纵深不足,受制于交通和物流条件不便,这种地理环境阻碍了日本在古代形成统一的共同市场。即便在普及铁器以后,幕府也难以有效对边远地区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直接统治。而必须通过以藩主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对本藩的家臣、武士进行间接统治。

这种制度由封建领主向本藩统治的家臣、武士发放俸禄,家臣、武士和农民为藩主服劳役和兵役,本藩统治的人民在和平时期是生产劳动力,在战争时期又是征兵的兵源,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因此强调武士、家臣和自耕农对封建领主的绝对忠诚。

在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如果不是本藩藩主由于经营不善、财政出现困难,鼓励手下非核心的家臣、武士履行手续放弃俸禄选择脱藩(相当于裁员),家臣、武士在不履行手续的情况下就擅自脱藩,等同于叛国,武士跳槽等同于投入敌国。情节严重的(例如出卖原藩主的军事机密)会被处以死刑。而这种网格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结构和讲究绝对忠诚的社会组织文化,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财阀、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中仍然得到了保留。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就陆续兴起了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安田商社等四大商社,这四家商社的权力都集中在某个家族身上,而公司经营的企业大多又任用亲戚担任主要负责人。这四家商社除了工业外,也积极介入金融业,左手控制金融资本,右手则控制生产工具,势力非常庞大,通常也会经营政府特许的行业。逐步形成了日本的财阀体系。

由于这些日本财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及经济后援,联合国驻日盟军司令部将财阀视为“促成战争的经济基础”,实行财阀解体政策,这些财阀被迫解散。但由于美国进行朝鲜战争时将日本作为主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军事订单对日本国内经济的拉动,使得这些财阀在战后仍以企业集团的型态再度集结。其集团经营的事业至今掌握著日本大多数的经济市场。

虽然在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对以藩主为代表的封建庄园领主采取了权力交换、利益赎买等方式,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地方废藩置县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却无法触动真正掌握日本的核心国家经济资源的财阀、以及财阀体系内的等级制度。可以说在二战后,日本的财阀体系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



举例来说,日本的主要汽车公司如丰田、本田、日产、三菱背后,都有财阀提供金融和配套体系支持。丰田和马自达的背后是三井财阀;本田和三菱的背后是三菱财阀;斯巴鲁(富士)、日产背后是富士财阀。无论是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还是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由日本的财阀体系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企业这种网格状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结构,源于幕府时代藩主的分封式管理,具有浓厚的庄园领主式的封建残余。隶属于某个财阀的企业,除非母公司与其它财阀达成合作协议,否则基本只采购本财阀所属企业的产品或零部件,并且要求财阀所属企业员工对企业必须绝对忠诚。

如果三井财阀旗下的企业丰田的员工不开丰田车,而开一辆富士财阀出的的日产,在企业内会被认为是异类,很难被重用。而隶属于一个财阀企业的员工跳槽到另一个财阀所属的企业,则被认为是对原企业不忠诚,即便被录用,也很难被重用。这样的管理结构和社会文化,既限制了不同阶层人员的上下流动,也限制了同一阶层但隶属于不同财阀体系人员的横向流动。


在互联网兴起前的传统工业时代,日本这种壁垒森严、网格状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和文化符合传统工业层级化的管理要求,使得日本制造业得以二战后迅速崛起。但也导致日本公司创新过程中缺乏整体思维,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往往很少考虑到社会中其他行业对自身技术的横向联系和集成能力,隶属于不同财阀的企业彼此很难形成合力。使得日本企业在单项细分领域仍拥有强大的创新和技术研发能力,而各项技术却由于彼此间缺乏协调,缺少统一的标准或接口,阻碍了日本制造业产品的系统集成、互联互通和人才交流。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讲究横向的大规模的互联互通,要求管理的扁平化和模块化。要在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领域)有所作为,所有企业必须采用同样的通信协议和开发标准,才能实现人与人、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交流——一个财阀在部分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但不可能包打天下。隶属于不同财阀的企业首先要做到的是“书同文,车同轨”,而不是一个财阀体系内的企业通过森严的网格壁垒和效忠文化,禁锢住研发人员,在单项细分的技术领域用所谓的“工匠精神”闭门造车瞎钻研。


所谓“工匠精神”的本质,是小农经济条件下手工业者小规模工匠作坊式生产的产物,造定制化的、在单项细分领域研发生产的零部件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可以,并不符合互联网时代标准化、扁平化、模块化、智能化、互联互通的要求。

日本这种在传统工业时代得心应手的网格状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和社会文化就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阻碍。互联网时代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实现大规模的人才流通、信息流通和资本流通。打破人为造成的禁锢和阻碍,只有在这种扁平化的管理体系下,企业研发效率最高,资源浪费最少。这对日本社会财阀控制下的壁垒森严的企业管理结构和讲究忠诚、不鼓励跳槽的社会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改革起来难度极大,因为要牺牲财阀体系的既得利益。

如果日本财阀企业这种源于幕府时代分封制、具有浓厚庄园领主封建残余色彩的网格状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和文化无法打破,就长远而言,日本企业将在直接面对消费者且最为火热的互联网产品中难有作为,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新专利的研发能力将继续下降。未来面对强势崛起的中韩两国企业,其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在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和巨大的成本压力下,未来日本更多的企业将极有可能因此铤而走险,类似神钢造假事件这样的丑闻还将层出不穷。


作者为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技术经济咨询部项目总监、高级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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