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鹏杰

——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首席教授、书记高旭东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曾提到企业创新能力的“先行者优势”，他认为，先行者优势所造就的企业壁垒之高，以至于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只有两家美国新建企业进入美国化学工业前50名，没有一家新的制药企业进入世界制药企业前30名。可以看到，先行者优势在于先行者有机会探索新的渠道、形成规模效应、注册新的专利以及获得正向的消费者反馈。此外，消费者的路径依赖也限制了后进入企业的发展空间。

因此，我国要如何树立自己的创新研发体系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首席教授、书记高旭东。作为长期关注技术创新管理的专家，高旭东在研究了大量案例之后认为：“要破除‘后发者劣势’，政企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关键。”

高旭东表示，截止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体上仍处于追赶阶段，但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并跻身世界一流。“比如在电信设备、高铁、特高压、工程基建、激光通讯、量子通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做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回顾这些走到世界前列的领域，高旭东总结出了两点“后发者赶超”的特点，“一是，这些领域原先都有较为完备的人才储备和积累，比如高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内化之；二是，市场没有完全放开，本土企业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电信设备。”他介绍，华为、大唐电信等目前拔尖的电信设备企业，在曾经技术还没有绝对优势的时候，都在政府组织的订货会上获得了订单，保住了生存的空间。

随后，这些企业就开始了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发展之路。举例而言，比如华为在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凭借“随叫随到”的服务和巨额的研发投入（仅2018年华为在研发上的支出为1029亿元），令其成为国际电信设备的领头羊。高旭东总结：“在拥有一定市场份额后，这些企业依靠着自己的服务态度、钻研精神和更加了解国情的优势，逐渐站稳了脚跟，并最终完成了后来者居上的超越。”

“国家在科技研发领域的重视与支出也功不可没。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研发支出占总GDP的比例不断上升。”我国科技部在2019年初发布的数据也支撑了高旭东的观点：2018年我国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GDP比重预计为2.15 %，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目前我国科技研发的氛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巨大的进步。”高旭东说。

另外，在技术创新层面，高旭东特别提到“企业与高校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高旭东列举了一组对比：清华大学作为国内最优秀的大学之一，2018年的办学经费预算全国高校第一，在269亿左右；而2018年华为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是1029亿，两者之间有近5倍的差距。“因此，寄希望于高校去做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企业需着力在技术创新投入上，而高校则应该把重心放到培养合格的人才以及尖端理论的探索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