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从山林到红尘

2月25日上午，估计很多人的朋友圈就突然就被蔚来中国总部将落户合肥的消息刷屏了。根据合肥市政府发布的消息，这次的蔚来汽车中国总部项目的重要信息有如下几点：

▎蔚来将在合肥成立包括研发、销售、生产基地在内的，以合肥为中心的中国总部运营体系。

▎该项目计划融资145亿元，用于蔚来研发、市场体系建立和运营；在此之外，蔚来还将投入25亿元，其中有10亿元用于建设总部和研发基地，15亿元用于建设第二生产基地。

▎蔚来中国公司拟于2025年在科创板上市。

看过上述信息后，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李斌回到了人间。

一、从书生意气，回归市井烟火

在我国的造车新势力中，蔚来汽车是最特殊的一个。

作为一个新进入者，这家公司颠覆了诸多行业尝试。比如它第一款车就是量产豪华车，而且是正向开发一个产品平台；再比如它坚持使用代工模式，集中资源做研发和销售；又比如它坚持在线营销，不开发授权经销商（即4S店）网络。

在笔者看来，这家公司最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遵守许多行业规则和潜规则。例如，它曾是造车新势力中，唯一一个未采用“项目换资金（土地）“策略的企业。

在大多数情况下，汽车厂商建设工厂的资金，都是项目所在地的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常见的模式是地方政府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企业提供土地，企业转手就可以将土地抵押换取现金，用于工厂建设。

过去几年中，尤其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严控燃油车资质和产能，部分地方政府对造车新势力的“关爱“程度更上层楼：不仅出钱，还帮忙搞定汽车生产资质。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作为蔚来汽车的创始人、董事长和CEO，李斌却坚持不与地方政府合作。这一点是出了名的。

2018年8月，在NIO House上海中心店开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斌明确说过这个问题。他说：“（生产资质）不就是几个亿人民币吗？你自己都不用掏钱，地方政府帮你掏钱，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我现在放出风去说，蔚来要买一个资质，大家都能猜到会发生什么事，各路人马都会找上门来……”

据江湖传闻，李斌在公司内部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这种合作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毕竟能以很低的成本拿到土地，很容易就可以获利；但他认为，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在初创阶段应当把更多的集中精力在企业的运营上，快速升值的土地会削弱人的意志力，让人愿意赚快钱而静不下心来踏实经营。

也的确如他所说，自蔚来汽车成立后到2019年前，这家公司没有通过建立生产基地的方式从地方政府获得过投资，甚至都没有传出过这方面的绯闻。

为什么李斌会选择如此特殊的一条发展之路呢？

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判断。在笔者看来，或许根本原因在于，蔚来汽车自成立之初，甚至是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确定公司要去美股上市。佐证之一，是该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其面向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单位是“美元“，而实施时间最早是在2015年。

通过在美国IPO，这家公司的投资人可以顺利地通过二级市场获利退出。为了实现这一点，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背景，完全按照资本市场融资模式发展起来的方式，是打消海外市场投资人顾虑的最好选择。

事实证明，美国证券市场的确吃这一套——2018年8月14日，蔚来汽车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IPO文件；9月12日，该公司成功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实施IPO，顺利募资10亿美元。

简而言之，在笔者的观察中，在成立之初的几年时间内不要政府投资的行为，是为了使蔚来汽车顺利在美IPO这个战略目标服务的经营策略。IPO使各个投资人有了退出的渠道，是许多人愿意投资的前提条件。

二、向现实低头，也是个新开始

随着ES8、 ES6等车型的陆续量产，以及营销网络、充电服务体系的逐渐扩大，蔚来汽车对资金的需求较IPO之前更大。而未达到预期的交付量，以及在低位徘徊的股价等因素，都加大了该公司进一步融资的难度。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019年后，蔚来汽车一方面继续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多次发行债券；另一方面，该公司一改前几年“高冷”的态度，开始积极地，甚至是可以说是主动地与多个地方政府讨论融资的可能性。

当年5月，该公司对外披露称，已与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后者出资100亿元，换取蔚来在京设立新的企业实体“蔚来中国”，并注入特定业务和资产。10月14日，有媒体报道称，蔚来汽车在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洽谈融资，计划在当地建设年产20万辆整车的工厂，获取50亿元的投融资。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次对外融资的努力，尤其是与亦庄的合作，未能最终达成协议。但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显示蔚来汽车已经开始正视现实。对比此次与合肥市政府达成的协议，和之前披露的拟与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内容，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蔚来汽车已经愿意按照国内汽车产业的游戏规则——具体而言，就是愿意用项目换资金——来运营企业。

这种经营战略思路的调整，是否能用以说明李斌背离了自己的初心呢？

笔者并不这么看。因为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解决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现在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和之前刻意躲着地方政府，并不矛盾。

2019年前，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最大程度上保持经营决策的灵活性，并顺利实现IPO，满足资本市场的偏好（即不喜欢企业与政府有过多接触）是企业创始人和经营者的占优策略。到了当前这一阶段，当资本市场上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不足以支撑到蔚来实现盈亏平衡，向地方政府及其代表的产业资本靠拢，是企业的创始人和经营者的占优选择。

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也就是俗话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