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2035年禁售内燃机车辆的决心曾被视为绿色转型的坚定信号，却因产业现实和成员国分歧而频频遇阻。如今，争议的焦点已从技术路线转向“节奏权”。

在文艺作品中，“吃书”常被用来调侃作者推翻此前设定，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如今，这个轻松的比喻却也意外映照出欧盟“禁燃令”所面临的困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规则被悬置，承诺正搁浅。

“吃，还是不吃？”对欧盟而言，这已不仅是一句调侃。

12月16日，随着欧盟委员会推出一揽子汽车产业新政，其对2035年后汽车排放要求作出实质性调整：不再坚持“完全零排放”，而是允许制造商实现90%的整体减排目标；剩余排放可通过补偿机制加以抵消；同时引入更具弹性的达标路径，取代原先“一刀切”的禁售规则。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标志着欧盟政策方向从“禁止燃油新车销售”，转向“总体减排目标+弹性补偿执行机制”的重大转折。

这并非偶然。要理解这一转向，仍需回到事态的起点。

2023年，欧盟正式通过一项里程碑式法规：自2035年起，禁止销售内燃机（ICE）乘用车与轻型商用车。这项“禁燃令”一度被视为欧洲绿色转型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标志着欧盟推动整个汽车产业链全面转向电动化的坚定决心。

然而，法规落地仅一年多，现实便迅速显露出裂痕。电动车普及进度不及预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场增长乏力、传统产业链持续承压，各国政府与车企对未来技术路线也出现显著分歧。

更关键的是，这场争议已超越环境或技术议题本身，触及欧洲工业竞争力、就业结构与产业战略安全的核心命题。

随着欧盟正式调整“禁燃令”政策取向，产业界强势发声，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主要成员国立场分化，那条曾被视为“统一而坚定”的绿色转型轨道，也不得不被重新定义。

电动化尚未驶入“高速公路”

“禁燃令”实施一年有余，欧盟新能源汽车市场并未呈现线性增长，反而显露出复杂甚至略显摇摆的态势。

2035年禁燃的初衷，是以明确的终点倒逼产业链全面转向电动化。然而现实情况远比预想更为复杂：欧盟电动车销量增速明显放缓，多国市场出现回调；充电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尤其是在东欧与乡村地区；供应链压力持续加大，中小零部件企业面临结构性冲击；消费者则因续航焦虑与价格敏感而信心不足。

这些挑战并非偶然，而是政策推进速度超出市场承载能力的结构性体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与多家车企在立场文件中多次强调，必须保持技术中立，例如允许部分内燃机车辆在2035年后继续注册，并对插电混动（PHEV）和合成燃料（e-fuels）等技术路径保持开放。这些主张旨在为产业争取更多缓冲空间。

客观来看，这并非对转型的“阻挠”，而是基于对供应链规模、就业结构和过渡成本的系统性考量。尤其对发动机供应链及中小零部件制造商而言，过快转向纯电动（BEV）可能导致不可逆的产业断裂。

除VDA外，欧盟内多家汽车行业机构也指出，基建与供应链瓶颈不容忽视：若充电网络建设跟不上销量增长，消费者将难以接受电动化节奏。特别是在轻型商用车领域，电动化面临载荷衰减、成本上升及商用用户承受力弱等现实困难。

一言以蔽之，电动化的进程，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正如德国业界所坚持的“备份技术”合成燃料，德国媒体普遍分析认为，其背后意图在于为内燃机产业保留生命线，缓解劳动力市场冲击，并在能源安全层面留有余地。若欧盟在政策审查中为合成燃料重新打开合法空间，欧洲的动力技术路线将不再局限于纯电这一条路径。

成员国角力与制度重构

成员国之间围绕“禁燃令”展开的分歧，并非政治风向的偶发摇摆，而是由各自的产业结构深度决定的必然结果。德国长期依赖庞大的内燃机供应链，就业体量巨大，尤其南部与中部地区的零部件集群依然与传统动力系统深度绑定。因此，在审查过程中，德国天然更强调“传统体系的缓冲空间”，希望通过延长技术路线的并行期来降低冲击力度。

相较之下，法国与西班牙的电动化布局更像由国家战略推动的产业项目，其供应链结构对纯电路线依赖更高，因此更需要以明确的时间表锁定“先发优势”。也正因为这种结构性差异，欧洲内部围绕“2035目标是否应调整”的争论，本质上仍是产业分布不同所导致的路线“拉扯”。

德国方面首先在这场政策辩论中表现出明显的调整倾向。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公开表态将“为解除禁令而斗争”，强调“行业需要缓冲空间”；巴伐利亚州长马库斯·索德更是直言“内燃机禁令必须废除”，认为其危及德国经济繁荣。政界的态度与产业界高度一致，面对补贴退坡后2024年纯电销量的明显下滑，供应商与整车企业普遍担忧过快的电动化将引发供应链断裂与就业结构失衡。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推动的并不仅是“拖延”，而是试图为混合动力、合成燃料等技术争取继续存在的空间，以维持传统制造能力与本土产业韧性。VDA也在公开建议中明确主张应允许部分长期混动和内燃机技术继续保留，以保证欧洲供应链的安全性。对德国而言，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讨论，而是与工业基础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的战略选择。

与德国对政策弹性的诉求形成鲜明对比，法国和西班牙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气候部长会议上则联合表达了“坚守原定路线”的决心。两国共同提交的立场文件明确指出，应坚持2035年新车零排放目标，任何审查都不应偏离既定的碳排放路径。在他们看来，禁燃令所提供的“监管确定性”是吸引电池投资、确保工业升级窗口的重要前提。一旦目标被稀释，欧洲在全球电动化竞争中的位置将迅速滑落。

两国虽然支持为欧洲小型车提供“超级积分”等有限的柔性机制，但坚决反对降低核心减排要求或给予插电混动额外优惠。这种立场反映出一种更“工业政策化”的逻辑：以明确路线稳定投资预期，以政策连续性塑造新产业的集聚效应。

在成员国分歧显著的背景下，欧盟机构正尝试在气候雄心与经济现实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2025年10月，欧洲议会的多位议员通过书面质询要求重新评估2035禁令的可行性，质疑其是否充分考虑了技术现实和社会成本，并呼吁将“技术中立”纳入审查框架。同时，欧盟理事会已批准一个重要修正案：允许车企将2025–2027年的车辆碳排放按三年平均值计算，这被视为给行业释放的过渡信号。

转型是共识，但“怎么转”？

“禁燃令”触及的不仅是车企利润，更关乎整个供应链结构与就业版图的重塑。在这场博弈中，产业界的态度正成为影响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ACEA）作为整车企业的重要代表，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建议：政策应秉持务实原则，允许多种技术路径共存，而非固守单一电动化路线。这一立场既体现了产业界对脱碳目标的承诺，也反映出对转型风险的系统评估。

ACEA特别指出，轻型商用车的电气化面临更大挑战——有效载荷降低、充电网络不足，以及合规成本对中小企业造成的压力尤为显著。该协会建议，欧盟在未来规则设计中应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困境，从基础设施升级、车网互联到柔性排放监管机制，都需要建立系统性的支持体系。

一些车企领袖的表态更为直接地揭示了潜在风险。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公开批评欧盟设定2035年硬性截止期限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认为，过于僵化的规则未能充分考虑整个价值链——包括电池生产与燃料制备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他主张政策应当为合成燃料赋予更明确的长期角色。

11月17日，Stellantis集团主席约翰·埃尔坎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发出警告：除非欧盟恢复技术中立原则，否则汽车行业可能陷入结构性“混乱”。他不仅建议将中期减排目标平滑为2028-2032年的五年平均值，还主张建立报废激励机制以加速老旧车辆更新。埃尔坎强调：“我们正处在临界点。在全球不同市场做出关键决策的当下，增长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将加速走向衰退。”

他还提议将2035年前的过渡期减排目标进行平均化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已在此前允许车企采用三年平均值来稀释今年的达标要求，这一安排确实帮助企业避免了巨额罚款。埃尔坎主张，行业不应被设定具体的2030年单年目标，而应获得更灵活的实现窗口。

在这场政策辩论的背后，工会组织对就业与社会稳定的担忧同样强烈。德国金属工会（IG Metall）警告，过快地淘汰内燃机技术将引发大规模岗位调整，工人再培训面临巨大压力。必须认识到，传统动力技术仍是许多地区的核心就业来源，这不仅是一场产业转型，更是一次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

节奏权正在取代“路线之争”

经历2025年秋冬的这轮集中博弈，“禁燃令”已从技术问题跃升为重塑欧洲工业版图的战略议题。争议的焦点不再是电动车能否代表未来，而是谁有权定义这场巨变的节奏，以及谁将承担随之而来的过渡成本。转型速度的主导节奏，正在取代“路线之争”，成为欧洲电动化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概念。

在总体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各方之所以立场迥异，原因在于其对“节奏权”的不同理解：产业链规模最大的德国强调承受力与韧性，更倾向于为传统体系预留缓冲区；而法国与西班牙则坚持路线稳定与产业主权，希望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提前锁定战略地位。这是“稳态价值”与“前瞻价值”的典型碰撞，两者不足以相互否定，却共同构成欧洲必须面对的结构性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德国主张的“技术中立”并非转型倒退，而是以更广的路径来降低系统风险；法西坚持的“政策稳定”也不是固守旧式规划，而是为资本开辟可预期的投资周期。未来的政策调整必然不会回到二元对立，而会走向一种能够兼容正负外部性的新制度组合。

这意味着，后续的欧洲汽车产业政策可能呈现出一些已在中国业界更熟悉的政策轮廓：比如，碳排放积分机制用于保障脱碳节奏不走偏；报废更新机制缓冲存量车辆的社会成本；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协调解决充电网络的不均衡；又或者容许多技术路线窗口为不同产业链结构提供过渡空间。换言之，绿色雄心不会被削弱，但其推进方式将更注重现实执行条件与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匹配关系。

欧盟车企的市场反馈也不断验证这一点：脱碳路径无法脱离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成本结构变化与消费者接受度。理想的力度与落地的概率之间，始终横亘着一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产业现实。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欧洲市场已经从曾经的“高确定性监管区域”，转变为“政策波动最剧烈的成熟市场”。补贴退出、关税压力、成员国立场差异与本地化要求叠加后，使得单纯依赖成本效率和产品竞争力的策略不再充分。当前的政策调整期反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共建式机遇”：插混、增程、合成燃料等多路线重新进入讨论，使技术储备丰富的企业可以在更多赛道中竞争；本地化供应链需求的上升，为电池、热管理、电驱、零部件等提供了新的进入窗口；不确定性的增强，让“理解与参与欧洲政策”比过往的“适应欧洲政策”更为关键。

从这个视角看，比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在欧洲未来规则体系中的长期存在感；比技术输出更关键的，是在节奏定义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对于志在全球的中国企业来说，理解这一进程的复杂性，把握其中的规律性，将是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