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摩擦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从最开始被卡脖子的39项技术，到麒麟9000S搭载7纳米和5G技术问世，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追赶，一直在做从1到100的事情，创新源头依旧在美国，中美科技创新到底会往何处发展？

核心观点

1、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体，需要分别看待。

2、创新是生态行为，科研、研发、量产和市场缺一不可。

3、整个东亚地区，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的科技产业大多是重资产、长周期的产业。

4、中国因为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存在新老产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持续优化。

5、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中美双操作系统的格局。

6、国家竞争已经从地缘转化为业缘，地缘封锁不现实。

7、只有深度嵌入国际分工，绑定更多国家和地区，才能够避免被封锁。

曾航    

近期国内最大的新闻是华为麒麟9000S的重大突破，华为专卖店一机难求，苹果因此破发，股价表现也很差，美国的科技界与投资界如何看待麒麟9000S的横空出世？

王煜全

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隔离和压制肯定会打乱中国的脚步，但是长远看有利于促进科技自研能力的进步，不过视野不能只停留在追赶阶段，华为技术先进，但是突破还处于防御阶段。

我们应该关注所有产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太阳能和电动车，中国已经是产业链最成熟的国家，不存在被卡脖子的可能，芯片产业随着摩尔定律到头，正在面临巨大变革，这正是中国领先的机会。

国家层面上，美国对中国严防死守，但是美国产业界并非如此，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并没有将华为视为敌人。

曾航

过去几十年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改变世界的科技浪潮原创发源地都在美国，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王煜全

今天的创新已经不再是单一个体所能完成的行为，而是一个整体生态的行为，科研、研发、量产和市场，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科学：无尽的前沿》奠定了美国国家科研体系，政府撒钱支持基础科研，政府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科技战开打之前，大量美国教授申请中国经费，因为中国在基础科研的投入已经超越了美国。

研发我们的理解是鼓励科学家创业，美国认为研发是性能调优，应该由工程师完成，例如特斯拉电池并不是自己发明的，但通过调优大幅提升了电池性能，这种科技企业必须由企业家完成，中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科技企业家梯队，美国从2008年至2020年已经培养了大批科技领域的连续创业者，可以充当起高校、市场、企业之间的桥梁。

在规模化生产方面，中国具有显著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规模化生产是新产品上市最关键的环节，特斯拉去上海建设超级工厂，深圳被誉为科技制造之都，都是最好的证明。

市场环节，科技产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需要与用户进行持续的互动和优化，不断优化产品方案，最终才能成功，更多的中国企业凭借这点胜出，中国消费者会接受研发尚不完善的产品，最终在良性互动中走向成熟，欧美只接受成熟产品，缺乏互动基础。

美国在科研和研发环节领先，头部高校数量明显占优，尤其是由创业科技企业家推动的产品化环节，美国遥遥领先欧洲、日本和中国，在规模生产和市场环节中国有难以撼动的优势，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确实导致了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的割裂对于全球经济是非常遗憾的错误。

美国喊出脱钩，中国坚决不能脱钩，反而要加大开放与合作，因为美国是由众多利益集团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才能够达成双赢。

曾航

随着国内科技井喷，比如大飞机、芯片的突破，二十年之后，中国的科技原创会不会像美国一样引领全球？

王煜全

美国真正领先的地方正是快速迭代的科技创新，ChatGPT这匹黑马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杀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是生态式的繁荣，不可能依靠命令提前指定，即使谷歌作为大资本同样也烧钱，终究没有效果，完全不可复制。

中国芯片产业基金投入了上千亿成果却没有华为哈勃投资产出的效果明显，核心问题是金融工程，钱并不直接给到你认为会成功的那个人手中，而是用钱形成机制去凝聚所有力量实现突破，美国的先进研究计划局经常会设立高额奖金去引导社会力量实现产业突破，本质是利用金融杠杆，比如奖金200万美元，单个团队投资100万美元，但是会吸引10个团队，撬动1000万的社会资本，同时实现突破的团队还会获得可观收益，技术突破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包括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美国都是类似的路径。

曾航

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的科技产业大多是重资产、长周期的产业，以液晶面板、半导体和电动车的趋势可以预测，面板代数和半导体制程有客观规律，可以大致预测未来五年或十年的发展趋势，这些产业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和设备购买，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升级。

边缘性创新比如ChatGPT，往往难以在东亚国家出现，中国在这方面尤其明显，在几年前地方政府资金充裕，因为可以发行地方债，特别是中西部地方政府非常渴望进行产业升级，因此拿出了大量资金参与到这些大项目。

京东方多次进行定向增发，合肥政府、武汉政府和重庆政府都曾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可能高达数百亿，面板是垄断行业，这初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周期性很强，需要经过多年的亏损才能开始盈利，一旦形成垄断，收益非常可观。

这种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科技产业，政府参与的大部分互联网项目都以失败告终，以前邓亚萍创建的“人民搜索”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产业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很难进行长期预测和规划。

在我的书中提到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应该有所限制，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重资产、长周期、高度可预测的产业，韩国的高科技产业虽然发达，但其实只适合发展这类产业。

未来二十年，美国科技原创优势可能仍然明显，科研创新基础非常坚实；其次，是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马斯克是生长在南非的问题少年，但是美国给他天马行空的想象提供了落地发芽的土壤，全世界有无数奇奇怪怪的人在搞边缘创新，这种氛围环境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

我并不担心苹果供应链迁至印度或越南所带来的影响，苹果供应链与当地政府的深度绑定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郑州富士康在建设和开工过程中与当地政府深度绑定的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中国，苹果生产线需要十几万能够监督调试产线的高级工程师，只有中国有足够的工程师供应；建厂过程中需要压缩机，整个河南省只有郑州地铁工地有，为了确保富士康建厂顺利进行，郑州地铁紧急停工，新郑国际机场的扩建项目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

苹果产业链外迁困难重重，富士康在印问题不断，哪怕是台积电本质也是枯燥的高技术流水线，大量的硕士博士穿着防尘服24小时待命，只有东亚人才能够忍受类似的工作环境，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超大规模工程师的这个研发管理，华为有超过十万名工程师，东莞松山湖基地全部是硕博高技术人才。

王煜全

中国和日韩类似但又不同，韩国二十年后大概率走上和日本相同的衰败道路，并且无法挽回，但是中国因为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存在新老产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持续优化。

深化改革需要没有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智慧，改革开放前四十年我们学会了扶持企业，但现在需要学习如何扶持产业；中央层面要协调地方的良性竞争，避免重复建设，每个城市都要立足自身特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能盲目跟风去发展电动车，人工智能。

我国需要在举国体制上有新的突破，不论是观念还是制度，日韩就是前车之鉴，不迅速变轨就会步日韩后尘，政府需要更重视的是科技创新机制怎样才能快速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足够多的预测，需要对产业发展前景有前瞻性，不同产业发展阶段有不同使命，中国电动车已经全产业链领先，比亚迪、蔚小理、华为等企业就需要考虑的是电动车的未来，成熟的智能驾驶什么时候落地？不能够闷声发大财，对于行业发展前景龙头企业要充分交流，人工智能落后，百度等企业考虑是如何迎头赶上。

曾航

中国的市场大，有足够的容错率，可以产生类似抖音这种火爆全球的企业，中国相当于融合了韩日和美国科研机制的优点，郭台铭提出未来世界会是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比如中国北斗和美国GPD，其它小国会在中美双系统中接入，就像手机安卓苹果双系统格局类似，小国是APP开发者，王老师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王煜全

科技创新分为原理和应用，抖音本质是应用创新，美国学者迪亚认为经济体强弱不取决于引入先进科技的速度，不是中国最先发明智能手机，美国乔布斯发明了苹果，但是中国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普及度远高于美国老人，因为硬科技进入社会有内在规律，需要鼓励科技应用。

比如人工智能浪潮的领先者是OpenAI，但是中国大模型在民间的推广速度很快，广阔的市场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空间，存在后来居上的可能。

曾航

产业今天已经走向生态化，美国当年产业链转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失控，从四小龙、日韩到中国，而且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制造业一旦汇集就难以转移，苹果产业链已经不受美国控制。

热炒的逆全球化是各国在封锁自己的市场，商品无法在本国销售，但是供应链早已经全球化，未来世界分为三种可能，中美两大阵营互不往来、中美紧密合作分工或者中美双操作系统，王老师猜测哪种可能最大？

王煜全

中美双操作系统可能最大，日本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制造业外迁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同，日本并没有丢到本国制造业，而是在全球形成了更深的配套，全球供应能力和国内供应能力的比例是1:1，日本海外汽车产销量十年前已经超过了本土，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不同市场产品特性不同，供应链需要做适配调整，美国、欧洲和中国需求不一样，中国追求大空间，欧洲街道很窄只能小车，日本车占领美国市场还是因为石油危机导致油价猛涨，而日本车省油，特斯拉一枝独秀，但是Rivian走modelx路线，因为竞品少，所以打开了市场。之后的产业链基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品都是来自同一供应链，只不过到欧美显示欧美产品，到中国显示是中国产品。

曾航

现在很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希望同时和中美做生意，中国是全球120余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在中国有很多投资，同时军事上接受美国保护，中美军事对抗是双输，经济合作会是双赢。

中美之后将会平台化，类似于淘宝京东，小国家就像入驻的商户，良性发展是平台带动商户共同发展，让全世界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吸引全球人才，比如华为在西欧、俄罗斯等地的国际实验室，让人才更好地在中国这个平台上流动，中国企业是很乐于向美国学习交流的。

美元资本持续流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越发困难，王老师您怎么看？

王煜全

中美创新前沿的脱节比较明显，美国大量高校带来的科研为企业家的研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中国高校还有差距，当中美科技交流中断后，所以大量海归创业者就面临选边站的困难，回国创业就无法利用美国的资本和科技资源，而美国也失去了中国市场，所以说是双输，红杉资本等撤离的影响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显现。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窗口去解决，如果十年后中国依然缺乏科技前沿队伍，就会面临科技创新不足的问题，因为科技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需要经历三十年的时间，锂电池是三十年前的产物，专利保护过期后才用显像管产业，这个时间窗口需要中国去利用自己的优势支持全球创新，比如研发优势、量产优势，深入嵌入全球产业分工，这样哪怕美国想封锁也是痴心妄想。

比如英伟达芯片被禁售，华为智能芯片自然会大卖，但是我们同时可以选择去欧洲同英伟达建立合资企业，建立数据中心，搭建VPN供给国内使用，世界已经数字化，美国的地域封锁不成立，如今从地缘竞争变成了产缘竞争，全球协作下，美国一家的影响相当有限。

曾航

中国现在的状态是“以己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稳固自己，等待美国犯错误，现在人民币基金持有人是地方政府，以至于中国VC正在迅速变成地方招商办，国资保值增值的要求导致人民币基金投资周期短，但是科技项目的周期偏长，A股又不是很好的融资市场，将来人民币基金会有什么变化？

王煜全

地方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为企业家提供的条件，也包括为风险投资提供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风险投资公司疲于奔命，为了将资金引到本地企业中。然而，由于这些资金需要用于吸引企业从外部入驻，因此许多好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投资。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数字革命的导入期和展开期之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一两个行业来展示这个趋势，而自动驾驶行业可能是最符合这一要求的。当这个行业逐渐成熟时，人们将明白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如何改变行业，进而推广到各个领域。

在导入期，最好的投资方式是风险投资，因为风险较高。而在展开期，最好的模式则不是风险投资，而是产业投资。产业投资的优点在于其长期持有公司的策略，如巴菲特所做的那样，持有公司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长期的投资策略可以带来更好的回报，但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基金周期通常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困扰。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投资策略，即长兴基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避免因基金周期过短而导致的困扰。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金融创新，以支持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我们需要改变过去的许可制，真正贯彻准入制，使符合规则的企业能够获得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发展趋势，把握住科技创新的大方向，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以高瓴为例，他们在香港设立的长兴基金可以在大陆进行投资，并且不退出。这种方式可以投资于更成熟的产业，也可以结合新产业，寻求高回报。而成熟产业可以带来稳定的收益，使投资者有信心投资那些具有高风险的年轻产业。这种投资组合方式可以长期陪伴企业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并以资源支持企业的发展是更为良性的方式。所以我认为，未来金融创新在中国是刻不容缓的。其中就包括了资本市场的变革。

然而，尽管资本市场有所变革，但准入制的贯彻还需要更加彻底。合规则的企业应该被允许进入市场，不合规则的企业则应被淘汰。现如今这种模式并不完美，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创新。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思考未来发展的主旋律。科技创新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也是一样。例如，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有科技支持，但这种支持也是不断变化的。从过去的投行模式到现在的风险投资模式，都是为了适应创新的步伐。

因此，中国也需要学会不断摸索新路，这既需要扎实的理论和实践，也需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走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我们不能仅仅延续旧的行为来保持高速发展，而是要更加注重创新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