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晓宇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武雅斌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度全球化，跨越国界的价值链网络逐渐形成，它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使不同的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而基于产品总价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贸易与价值分配的复杂关系，且往往会低估贸易逆差背后的利益顺差。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后，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APEC）、G20会议等国际组织先后开始重视“增值贸易”的核算，并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合作。

一直以来，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并在产业价值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我国已具备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行业齐全、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都难以被替代的价值链网络。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在16个制造业门类中的12个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价值链。价值链的长度是测度一个国家的产业价值链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指的就是价值链上供应商的数量。一个国家占据的价值链越长，就说明该国的供应关系更具层次、更完备，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国家能实现更多种类的产品设计。”武雅斌说。

但他也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呈现中低层级性，核心技术对外依存程度较高。“目前，中国产业正处于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关键阶段，而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再明显，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是欧美发达国家提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甚至利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手段要挟跨国企业回到本国市场。

“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迫使美国公司将生产移出中国，遭到了产业界的强烈反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的全球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制造，都涉及复杂的供应商链条或网络。归根结底，‘中国制造’就是‘世界制造’，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脱离全球价值链而独自存活。”他解释说。

尽管未来中国价值链攀升之路仍然充满困难和挑战，但向上突围仍是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唯一途径。在今年8月，中国明确了将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作为下一步发展的主要任务。这说明全球价值链理论正在受到国家重视，并逐步从传统的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转向关注如何提高“蛋糕”质量以及如何合理分配“蛋糕”的问题。

那么，中国到底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建设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呢？

武雅斌认为，人才是构建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基础，金融服务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助力，海外投资是价值链能力提升的必然路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构建中国倡导、沿线国家积极参与的横贯亚欧非大陆的新一条全球价值链。”他说。

此外，武雅斌也强调，高新技术的发展对中国提升价值链能力至关重要。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兴起将全面地改写传统产业的面貌，对全球价值链必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迅即而至且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应坚定地推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高新技术发展战略。

当然，在一个国家的产业中，既有走在前面的国际化头部企业，也有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它们在价值链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这也决定了各自的竞争优劣势，那么在建设价值链能力时是否应各有侧重？

“一般而言，对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附加值低的企业，应关注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发展的重点应放在高质量发展上，尽可能提升技术，注重环保、劳工标准，尽快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武雅斌说，“而对于已攀升到价值链中高端的企业，应更关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连结性，充分利用中国全产业链和人才、政策优势，布局新的高端产业，抢占价值链的制高点。”